贫困县县长的方志情怀

赵学梅，曾任陵川县县长、县委书记，晋城市委常委、副市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地方志书每20年编修一次，这是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统一规定。卷帙浩繁的志书，意味着很大的工作量，持续时间长，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陵川历史上有记载的修志是从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到民国21年（1932），先后经历了9次。而从民国22年（1933）一直到1963年，近30年时间，修志断档。

激情昂扬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是陵川历史上辉煌的一个时代。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雄的时代产生许多英雄人物。陵川县原庄乡连全保，1950年率先领办互助组，1951年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领导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任社长，合作社连年取得丰产丰收，他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大会并受到奖励。城关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娄王锁，1956年出席全国民警治安功模大会并受到物质奖励，1959年又被表彰为全国一等护林模范。红旗人民公社黑山底生产队，1958年被国务院表彰为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焦元富、董小苏分别被表彰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横水河乡瓦窑上村羊工宁华堂，1959年掌握了母羊产双羔的技术，广为流传，被评为全国养羊专家，并被破格聘请为山西农业大学畜牧系教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他创造了“世界养羊史上的奇迹”。1962年，太行一山林场被评为全国十大红旗林场。这些英模单位和人物的事迹，对于理解太行精神的本质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知识分子总是社会的敏感神经，他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写诗作画歌颂时代。人民作家赵树理亲临陵川写诗赞颂，木刻家邹雅雕刻了以陵川为蓝本的木刻画，戏剧家阮章竞创作了大型歌剧《赤叶河》，史志工作者则用那个时代少有的修志形式记录了这段历史。1959年，陵川县委正式成立文史研究馆，并决定编修县志。参与修志人员不仅规格很高，而且学识水平高，文风严谨，资料储备丰富。时任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李希曾先生（陵川人，曾任陵川第一任县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振强先生（河北省行唐县人，曾任陵川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希泌先生（陵川人）等为志书提供资料并对有关稿件进行审阅，李希泌先生还亲自参与规划和审定。历经五年时间，一部严谨翔实的县志（内部资料）终于问世，对陵川的自然与历史、经济与社会作了全面记录。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亲笔提写了书名，为县志增加了份量。60年代初，国家尚在发展中，山西开展修志的地方寥寥无几，《陵川县志》以内部资料的形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制了200册，虽说装帧简朴，却成为陵川历史上第十次修志，填补了十修县志的空白。

1999年，正逢建国五十周年，为了向建国50周年献厚礼，晋城市委要求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完成全市的修志工作。此时，全市五县区的县志工作均已结束，唯有陵川一家尚存在不小差距，拖了全市的后腿。时任市方志办主任秦海轩亲临陵川督战，提出了市、县组织一切力量帮助陵川完成修志。老秦的话既是激将法，也是为了解决陵川在短时间内完成修志的一个办法。作为陵川县长，听了老秦的话，却另一番滋味，无地自容。陵川是贫困的，难道修志也需要别人扶持吗？

憋着一股劲儿，县委、县政府把修志工作正式摆到了议事日程上。其实，1988年的县政府已对此项工作作了安排。期间，时任县志办主任张振山也多次汇报过这一项工作，但当时，县委、县政府的主要精力是：通路、通水、通电，主调是保生活，保发展，忽视了文化的研究。修志尚不在计划的盘子里。当外界的刺激变成动力后，决策人的态度就是生产力。县志办主任张振山是个“陵川通”，对陵川的历史、人文有很深的研究，从1988年开始，他与同事们收集整理资料达10年之久，草稿写了100余万字，只是严重缺乏经费，当时陵川县志办每年的经费仅有3000元，连修志的稿纸都买不起，导致这部县志迟迟不能问世。当张振山扛着一麻袋的县志草稿，汇报修志工作进展情况后，我心存愧疚。修志拉了全市的后腿，并非县志办的责任。在那个全力以赴消除贫困的日子里，县志办的声音特别低，始终挤不到县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听了县志办主任张振山的汇报，县委、县政府当机立断，决定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突击审稿。陵川经济穷，但文化不穷，精神不穷，县委副书记郎贵发、副县长陈纯富挂帅，县志办主任张振山主笔，调集全县各口熟悉本单位历史、业务，工作经验丰富，又文笔过关的在职和离职的科局级干部以及机关工作人员38人，专门请有史志知识和志书编修经验的县教委原主任赵键忠、民政局长张天纯、文联主席许景孝等等，挑灯夜战，开始了紧张的补稿、审稿工作。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或多或少地在人们心中存有痕迹，所以修志审稿成了重要的政治工作。我们要求志书不能使用修饰词、形容词，资料来源一定要有据可查。

 

一个多月的集中会战，120万字的县志草稿终于完成。1999年，县政府决定县志在北京付印。参加完修志工作的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焦书文要求借出版《陵川县志》之机搭车出版《中国共产党陵川历史纪事（1926--1949.10）》一书，申请经费3.5万元。焦书文一介书生，不事张扬，几年来和同事们一起默默无闻地写了20多万字的陵川史料。我大约翻了一下，发现是一部非常有历史价值的珍贵资料，无法拒绝，何况要求并不框外，是下级主动工作。但当时财政确实困难，贫困县的县长捉襟见肘，筹钱、愁钱成了工作的第一要务。为了节约资金，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外行的要求，两本书（与县志）合用一个书号。当焦书文把县长的意见转达给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张亚平时，她笑着说：全国没有这样的先例，一本书只能是一个书号，要求焦书文回县里请示增加资金。土生土长的陵川人焦书文太了解县情和家底，一改文弱书生的形象，果断地告诉张亚平主任，他不能再给县里增加负担，增加资金不可能，“挤钱割豆腐”，就这3.5万元，可以把彩图变成黑白图，2000册降下来，但书一定要按时印出来，不能误了上级要求的时限，不能让陵川丢脸。一个小人物的忠诚感动了京城大出版社的编辑。也许是很少或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也许是对贫困地方修志人的怜悯，也许是对革命老区修志人的执着态度的理解与赞许，张亚平主任果断决定免去《中国共产党陵川历史纪事》一书的书号费和运费，用集装箱直接运送到晋城火车站。面对来自贫困县的县志办主任和党史办主任，钱包空扁，精神却不贫困。看到他们举重若轻，义无反顾，张亚平十分感动，对陵川两部书的出版资金作了让步，并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了印制和装订。陵川的两部书在全市出得晚了点，但都获了奖。2000年，《陵川县志》获山西省政府地方志成果三等奖。2001年，《中国共产党陵川历史纪事》获省委史志类成果三等奖。

至此，本以为这部县志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却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就是志书中记述的当事人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夺县委书记的权记录了，对县委书记的平反却不入志。审稿时最怕在历史敏感问题上出错，恰恰出了错。一部作品往往留有多种遗憾，但在政治问题上出错，是最大的忌讳。无论作者有多少理由，付出多少辛苦，都无法弥补这种缺憾。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也无法理解那个特殊时期当事人在事件中情感经历的强烈性。编者是无辜的，作为主修人——县长的粗心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我已离任陵川，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时隔十多年后的今天，非常珍惜在这篇回忆录中表达自己歉意的良机。

在历史的长河中，陵川值得秉书的人和事太多太多。或许因为绵延的大山，那方水土承载的故事很是经典。或许因为贫瘠，那里的百姓特别坚强。或许因为深厚的传统文化，那里的精神尤其优秀。可歌可泣，可圈可点都无法表达我对这个小县的描述，然而“志”毕竟不是散文，它是有节奏的历史，是经得起推敲的故事，是没有水分的严肃。

修志是一种人生态度，修志人有时像会计，不可多记，也不可少记，一个小数点，点错了，会错十万八千。修志亦是如此，既要注意客观真实，又忌讳流水账；既要有具象的刻画，又要有高度的概括。不仅对历史负责任，还要对后代负责任。修志是严肃的，不是歌功颂德，是公正记载；不是文字编排，是要以档案材料为主，寻找旁证，把一个事情真实地确定下来。修史不以编为主，是事件与参与人互相印证，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修志是严谨的，不能笔误，更不能失误，不能省事偷懒，不能带情感色彩。太史公的《史记》之所以流传后世成为不朽的个中典范，就是他始终坚持就事论事，言之有据；把握重点，深入剖析；有褒有贬，恰如其分；议论风生，鞭辟入里。

我一直认为把一本书写得客观公正，对事件充分把握很难，尤其是在公正客观的基础上把历史写活更难，虽说1999年版的《陵川县志》十分注重审稿，但遗憾留下多处。许多年后，当我翻开这部倾注了许多人心血的县志后感慨万千。

朝代更迭，世事沧桑，县志却珍藏着这一方水土的灵魂。一部县志是有温度的，许多人或已老去或还健在，但时不时都会有人去关注他曾经的故事，寻找那遥远的色彩。许多人会去县志里舔舐那曾经的伤痛与忧伤，翻阅那曾经的豪迈与辉煌。修志是我在陵川工作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但它却使我常常忆起，书为什么叫“写”，史却叫“修”。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另类课题。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赵学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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